公诉语境下的刑事和解问题探究
作者:龚冬娟 发布日期:2014-12-12 浏览次数: 字号:[ ]

 

近年来,关于刑事和解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日益深入,在公诉案件诉讼程序中建立和解制度得到学术界和司法实务界的广泛认同。实践证明,当事人和解制度发挥了良好的作用,对于矫正犯罪、抚慰被害人心灵、化解社会矛盾、修复社会秩序、维护社会和谐具有积极意义。但由于在立法上没有统一规定,各地在刑事和解的范围、和解的方式和内容、和解后案件的处理等做法均存在不统一。为此,2013年1月1日施行的新刑事诉讼法专章规定了公诉案件和解程序,无疑对统一执法、树立司法权威起到积极作用,也是我国立法的一大进步。

然而,由于刑事诉讼法中对刑事和解的规定比较笼统和原则,即便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刑事诉讼规则又作了详细的规定,实践中仍然存在较多问题需要探讨和解决。

一、从公诉的视角来理解刑事和解

刑事公诉案件是国家对犯罪行为人的追诉,所以刑事和解从字面上理解是“就公诉实行和解”,是国家公诉机关与犯罪行为人之间就刑事责任进行的协议。然而,通常所说的“刑事和解”并非指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就刑事责任问题进行协商,也就是说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均不是刑事和解的一方当事人。刑事和解是指在公诉案件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真诚认罪、悔罪,并向被害人赔偿损失、赔礼道歉,被害人自愿谅解并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达成和解协议,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再根据法律规定和案件情况,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从宽处理的一种制度。其目的是为了恢复因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破坏的社会关系、弥补被害人因此受到的伤害、恢复被害人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之间的和睦关系,并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早日改过自新、回归社会。因此,该制度的实质是司法机关对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的特殊办理程序。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采用了“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的表述,有效避免了因使用“刑事和解”而误解为“刑事责任和解”。但由于“刑事和解”是理论研究和实践中惯用的但并不规范的表述,又因其简练、上口,已经成为实践中得到普遍接受的说法,故在本文中继续沿用。

(一)公诉阶段刑事和解的双重属性

根据违法行为的法律性质,责任承担可以分为公法责任和私法责任。一般的民事侵权行为因为侵害了他人的人身权或财产权,造成了精神损害,加害人就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这是一种私法责任;如果侵权行为突破了民法的限度而触犯刑律构成犯罪时,侵害的不仅是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国家的安全和秩序也受到了侵害或威胁,于是国家便要运用公权力对犯罪份子追究刑事责任,这是一种公法责任。公诉阶段的刑事和解是公安机关立案并且侦查终结移送检察机关之后,双方当事人进行的和解,其本质是双方当事人处分权的体现,是否接受和解,怎样和解,何时和解,和解协议的生效等,都由双方当事人自由决定。这其中既包括对“私法责任”即民事赔偿责任的处分,也包括对“公法责任”即刑事责任提出处分意见。最终,由国家司法机关根据案件具体情况来处置“公法责任”。因此,刑事和解具有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处分的双重属性。

(二)刑事和解具有四个基本特征

一是刑事性。首先,刑事和解是以构成犯罪为前提;其次,刑事和解中始终存在着以刑罚作为“隐形的力量”发挥作用;再次,刑事和解的启动条件、秩序维护、内容审查需要司法机关代表国家来把握,只能在国家处理的基本框架基础上才存在,因此刑事和解仍然是国家主导的犯罪处置形式。二是自愿性和解是双方基于理性,在权衡利弊后做出的选择。恰如安德鲁卡门所言,获得赔偿是令人抚慰的,复仇是甜蜜的,当抚慰和甜蜜必须二选一时,理想的甜蜜必须让位于现实的抚慰。因此,刑事和解的前提必须是双方自愿,任何一方的不配合或外在压力的介入而导致非自愿性都会背离刑事和解的要义。当然这种自愿也并非意味着双方欢天喜地上谈判桌,只要双方经过充分的沟通协商最终达成的和解协议是出于双方自愿即可。三是调和性刑事和解一般是在相关主体主持、引导和规范下进行的协商和沟通,是在双方当事人的共同参与下,通过诚恳的对话、倾诉、道歉、积极承诺等方式来缓和或化解纠纷和矛盾,进而修复被破坏的社会关系。这其中就主要体现了民事责任的补偿性和刑事责任宽缓性的调和。四是互利性。刑事和解案件中,被害人因遭受加害人的巨大伤害,而本能对其具有强烈的报复欲望或者希望国家法律对其严加惩罚。但被害人现实遭受的伤害促使其更富理性地做出选择,那就是尽快获得赔偿以医治伤痛。而加害人显然是排斥入监服刑的,希望通过自己积极的赔偿及道歉来以换取惩罚方式减轻或变通。在此情形下,被害人和加害人的意愿就具有明显对合性,这就为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纠纷提供了前提条件和途径。因此,本质而言,“刑事和解是被害人和加害人在相互妥协和让步的基础上谋求的一次自我利益最大化的尝试”。

(三)刑事和解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和解

刑事和解制度中双方当事人达成的和解协议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双方就财产权即民事赔偿责任达成的协议,这部分内容完全由双方当事人自行决定和处分。另一方面关于加害人的刑事责任,在加害人认罪悔罪、赔礼道歉的基础上,被害人仅仅表达不追究刑事责任、免除刑事责任或者从轻处罚的意见,而非直接对加害人刑事责任的处分。因此,刑事和解的主要内容是民事赔偿问题,这就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存在交叉,但两者有明显的区别:

第一,性质不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民事赔偿问题是与刑事责任截然分开的,被告人除了要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补偿被害人的经济损失外,仍然要承担刑事责任,只是刑事责任会因民事责任的承担而产生“酌情”影响。而刑事和解的协商内容既包括被害人的物质损失的赔偿,也包括对加害人刑事处罚的意见,一旦和解就会导致刑罚上的减免处理。

第二,发起主体不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一般是由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主动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加害人不具有主动性,法院将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合并审理。而刑事和解中往往是加害人主动与被害人协商,加害人具备主动性的特征,其间国家机关仅负有确认协议合法的义务。

第三,主体参与程度不同:刑事和解必须要求双方均在场,双方的话语均得到倾听,缺少任何一方的参与都无法进行,一旦和解不成功则被提起公诉和附带民事诉讼;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只能由被害人一方提起,无须征得被告人同意,因此一旦调解不成功,法官可以对民事部分进行判决,当然被害人还可以撤诉另行起诉。

第四,目的不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民事赔偿本质是经济补救、恢复被侵权之前的状态,主要在于财产的补偿,不涉及加害人内心的态度。刑事和解中的赔偿则不仅包括了财产赔偿,也包括以加害人认罪悔罪、道歉、忏悔等为主要内容的补偿被害人心理创伤的赔偿方式。其目的是化解双方的矛盾和冲突,恢复被害人的物质损失与精神重建,进而修复所遭破坏的社会关系,其重点不在惩罚而在于矫正和恢复。

(四)刑事和解与刑事自诉中的和解

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刑事自诉案件中也包含了和解程序,其内容有:人民法院对自诉案件在查明事实、分清是非的基础上,可以进行调解;自诉人在判决宣告前,可以撤回起诉或者同被告人自行和解;对于已经自行和解的,应当记录在案;法院组织调解应当在自愿、合法、不损害国家集体和其他公民利益的前提下进行;调解达成协议的,法院应当制作刑事案件调解书,调解书经双方当事人签收后即发生法律效力。自诉案件中的和解也包括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两方面的调和,民事赔偿的积极承担通常意味着刑事责任上的轻缓化,因此刑事自诉中的和解与刑事和解有许多相似之处。但深究其根本,两者还是存在不小的偏差:

首先,调解人选任上,刑事和解可以由双方当事人自行达成,也可以经人民调解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当事人所在单位或者同事、亲友等组织或者个人调解后达成和解。然而,刑事自诉案件中的和解,则必然是由法官来主持,其中公权力的表现要远远重于刑事和解。

其次,和解协议的内容不同。自诉案件的和解协议不仅包括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内容,还可能涉及诉讼权利的处置从而决定诉讼的进程,引起诉讼的结束。公诉案件的和解协议针对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内容,不能决定公权力的刑事处置,因此无权决定诉讼的进程。

再次,和解追求的结果上,刑事自诉案件中的和解,其目标就是“案结事了”。也就是在刑事追诉和物质赔偿两方面寻找到平衡点,被害人对物质赔偿表示满意,被告人的刑事追诉停止,双方当事人间的利益纠葛告一段落,法官对此案的审理工作圆满结束,从而终止了诉讼。而刑事和解,从其追求的最根本的目的就蕴含更高的价值追求,即恢复被破坏的社会关系。因此,刑事和解在经济损失的赔偿之外,更加关注精神层面的恢复。同时,除了个案中的物质赔偿和精神重建外,更注重通过个案的辐射、和解的程序的进行,进一步改善个案背后的人际关系,提高犯罪人的社会生活能力,有效地开展犯罪预防与应对机制。在“案结事了”的基本面之外,“刑事和解中蕴涵着某种改善与提升的意境。”

二、从公诉案件的处置权来判明刑事和解的调解人

《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八条规定:“双方当事人和解的,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应当听取当事人和其他相关人员的意见,对和解的自愿性、合法性进行审查,并主持制作和解协议书。”《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五百一十四条规定:“双方当事人可以自行达成和解,也可以经人民调解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当事人所在单位或者同事、亲友等组织或者个人调解后达成和解。”第五百一十六条规定:“经审查认为双方自愿和解,内容合法,且符合本规则第五百一十条规定的范围和条件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主持制作和解协议书。”由此可见,刑事和解的组织者或调解人限定在“人民调解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当事人所在单位或者同事、亲友等组织或者个人”,而刑事诉讼过程中的直接参与者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只负责对和解的自愿性、合法性的审查,并“主持制作和解协议书”,而非刑事和解过程中的调解人。这样的规定固然有一定的合理性。正如有观点认为:刑事和解组织者应该是中立的,综治部门、检察机关和司法行政部门都不是一个代表社会的中介调停机构,其参与调解、和解可能会造成执法不公。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主持和解,因为出现当事人反悔情形时,对司法机关的公信力将造成重大影响。但笔者有不同的看法。

首先司法机关作为刑事和解的调解人仍然可以保持中立。刑事和解需要调处者中立,中立有利于和解成功,这是无可争议的。但是中立性并非是刑事和解调处者主体身份的必然要求,而是调解者的职业道德要求。刑事诉讼过程中直接参与的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的主要职责固然是打击、惩罚犯罪,但保护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更是法律明文规定的另一重要职责。因此公、检、法主体身份本来就是中立的,其职责要求更是中立的。如果以个别执法者在刑事和解过程中的执法不公行为来推断公检法作为调解人可能造成司法不公,而偏离中立性,那么人民调解组织及其他任何部门和个人同样也存在这个问题。因此,单从身份看,社会中介机构和司法机关在依法、遵守职业操守的前提下,都可以作为刑事和解的调解人。

其次,当事人更加信赖检察官作为刑事和解调解人。虽然人民调解委员会等机构相对于双方当事人和检察机关而言是一种相对独立的社会力量,从确保刑事和解的民间性质及其公信力的角度而言,委托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和解比案件承办人和解更为适宜。但刑事公诉案件中的双方当事人往往对于人民调解委员会等组织调解后的法律后果持怀疑态度。他们认为人民调解委员会毕竟不是司法机关,无权决定刑事案件的处理,因此由人民调解委员会等社会力量组织和解后,是否必然被司法机关认可并依法对案件从宽处理表示怀疑。如2012年,笔者所在的基层检察院为了更好的开展刑事和解,与司法局联合出台检调对接机制,即将符合刑事和解条件的案件在规定的时间内委托司法局下设的基层人民调解委员会或司法所调解,结果所委托调解的2件案件均因当事人的不信任无果而终,最后仍然回到检察机关做了大量调解工作后达成和解。因此,检察官作为调处人,具有其独特的职业优势。检察官可以凭借其对案情的熟悉、对法律知识的熟悉以及处理各种司法事务的经验,为和解双方当事人提供事实层面和法律层面上的理性阐述和解释。总之,检察机关凭借公认的法律权威和公正执法形象,并且受严格的职业道德规范约束,更容易获得当事人共同的信赖和支持。

第三,由公、检、法组织调解,出现当事人反悔情形时不会影响司法机关的公信力。如前所述,司法机关的公信力主要取决于其履职过程中是否依法、是否遵守职业道德,而不是其特殊的身份。因此,只要公、检、法等机关在组织调解过程中遵循调解的基本原则就不会出现公信力受影响的问题。否则,实践中那么多的以调解结案的民商案件,如果出现当事人反悔都会影响司法机关的公信力的话,那么还设置调解程序有何意义呢?

综上,笔者认为,在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中,仅将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定位在审查和解的自愿性和合法性并在此基础上主持制作和解协议书是不妥当的。维护社会稳定、修复被破坏的社会关系与打击犯罪一样,都是司法机关法定职责的应有之义。因此刑事和解的组织者或调解人在遵循依法的前提下,应当是广泛的;如何选择和解的调解人,应当由当事人自由选择;应当允许公、检、法组织、参与、促成双方当事人达成和解。正如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浙江省人民检察院、浙江省公安厅、浙江省司法厅于2013年5月10日联合印发的浙检发研字[2013]4号《关于当事人和解的刑事公诉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十条规定:“双方当事人可以自行和解,也可以在人民调解组织等第三方主持调解下达成和解,”“经当事人申请,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可以组织双方当事人协商并积极促成当事人达成和解。” 

当然,在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参与刑事和解过程中,为防止司法腐败,还必须建立相应的制约机制。如果案件在公安侦查阶段和解的,根据新的刑事诉讼法规定,案件同样要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便可以由检察机关审查和解的合法性予以监督;如果案件在检察机关和解,则应当报上级人民检察院备案审查予以监督,对拟作相对不起诉的还可以引入不起诉案件公开审查程序接受人代表、人民监督员等监督;如果案件在审判环节和解,则审判机关应当将和解情况写入判决书,接受检察机关和社会公众的监督。

三、从公诉的法律监督地位来规制民事赔偿

刑事诉讼法对刑事和解过程中的民事赔偿标准未加任何规制,完全尊重双方当事人达成的合意。而刑事和解的结果直接关系到对犯罪嫌疑人的刑事处罚问题,能否满足被害人的民事赔偿要求就成了犯罪嫌疑人能否获得轻缓刑事处罚的关键。于是就出现了:

(一)以钱买刑等不法现象应运而生,财力不同的人在违反法律时便会出现同罪异罚的局面,有钱则和,无钱坐监。体现最为明显的就是本地人和外地人在同罪情况下的不同处罚。如同样性质的故意伤害案,本地人一般有能力赔偿各种经济损失而得到从轻处罚或不起诉,而外地人往往因为没有足够的赔偿能力,即便其悔罪表现极好,也已经尽其所能了,结果仍然很难从轻更谈不上不起诉。因此,这种现象的出现,就会与刑事和解制度设立的初衷相去甚远,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在刑事和解中难以得到体现。

(二)被害人的赔偿请求缺乏必要的制约,被害人漫天要价的情形时常出现,加害人为了达到从轻处理的目的,也不得不屈从,与“自愿”原则背道而驰。如笔者所在基层院曾办理过这样一起故意伤害案,犯罪嫌疑人陈某某是信用社正式工作人员,与邻居因滴水地问题发生纠纷,在争执过程中一拳致被害人鼻骨骨折达轻伤。案发后,陈某某多次到医院赔礼道歉并支付全部医药费。在公安侦查期间,被害人提出3万元的赔偿要求,犯罪嫌疑人同意后,被害人又要求赔偿6万元,犯罪嫌疑人没有接受这一赔偿要求。案件移送起诉到检察机关,被害人又提出10万元的赔偿要求,犯罪嫌疑人陈某某为保住自己的公职不得不满足被害人的全部要求,该案作了相对不起诉。这样的刑事和解似乎成了被害人的牟利或敲诈的工具,刑事和解结案后,除了双方当事人各取所需外,他们之间应当修复的社会关系可能并未修复,社会不和谐因素可能仍然存在甚至变得更为严重。

(三)民事赔偿的数额一般都高于对被害人造成的实际损害,且极不平衡,如果加害人不能满足被害人的天价要求而无法达成和解,便会使原本不需要判处刑罚者因此而被起诉判刑。如笔者曾办理的舒某某故意伤害案,舒某某与被害人是堂兄弟,两家积怨颇深。一天,双方又因琐事发生争执,舒某某持木棍将被害人打成轻伤(耳膜穿孔)。案发后,舒某某投案自首,并多次到医院看望被害人、赔礼道歉,还请村干部出面做调解工作,但被害人提出10万元的赔偿金额(医药费不足1万元),舒某某竭尽所能仍无法满足被害人的赔偿要求,检察机关只能将舒某某起诉到法院而被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两家至今仍视对方为仇敌。又如今年办理的张某某故意伤害案,张某某的丈母娘与被害人叶某某系邻居,案发当天双方因琐事发生争执,张某某在扭打过程中致叶某某右膝外侧副韧带损伤导致右膝活动功能部分受限构成轻伤。案发后,张某某多次赔礼道歉并愿意支付几十万元的赔偿,然而被害人仗着家人有一定势力,且抓住张某某系国家公务员这一“软肋”,提出100万元的天价要求。最终本案无法达成和解协议,起诉至法院至今,双方还在不断地上访,互相指责对方。本案中,犯罪嫌疑人的犯罪情节明显较轻,如果取得被害人谅解依法可以作相对不起诉。然而就因为被害人的漫天要价使双方不能达成和解,从而使犯罪嫌疑人承担被判刑失去公职的恶果。

公诉案件中的和解是加害人与被害人的和解,其结果是国家公权力对个人权利的有限让渡犯罪人刑事处遇的最终决定权应该属于代表国家的司法机关,而不是作为当事人的被害人。而实践中出现的上述情况从某种意义上说已经演变成由被害人来决定是否对加害人追究刑事责任的怪象。

我国检察机关首先是法律监督机关,其核心职责就是依法监督法律实施过程中的违法情况,维护国家法制的统一和法律正确实施。因此检察机关对公诉案件的公诉权除了依法行使法定的刑事追诉权,更应该履行法律监督的职能。刑事和解具有双重属性,是刑事案件与民事案件的竞合,既是民事侵权同时又是刑事侵权,所以是行为竞合、责任竞合,也是结果竞合,刑事和解包含了公诉视野下的民事侵权。上述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实际上违反了民事基础,即违反公平合理原则,检察机关当然要干预。如果案件引入了刑事和解处理模式,则检察机关有权且必须进行监督。具体而言,对于已经达成和解协议的案件,检察机关应当审查和解协议是否完全出于双方当事人的自愿,是否损害国家、集体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犯罪嫌疑人是否真诚悔过等的情况,即审查和解协议的自愿性、合法性、有效性,尔后针对不同情况依法作出相应的处理决定。对于没有达成和解协议的,检察机关同样要履行法定职责,依法促成双方当事人和解,并对案件作出处理决定。因此检察机关如何发挥法律监督职能,对解决上述实践中出现的问题起到关键的作用。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设计刑事和解中的赔偿监督机制:

(一)参照民事诉讼建立赔偿标准,防止被害人漫天要价。

如前所述,刑事和解制度中的民事赔偿问题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存在交叉,如果公诉案件不能达成刑事和解,被害人的民事诉求仍然可以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而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民事赔偿有着严格的法定标准。因此,在刑事和解过程中,对于那些主要通过经济补偿才能达成和解的案件,我们可以参照民事诉讼建立赔偿标准或幅度,防止被害人漫天要价。考虑到刑事和解制度中民事赔偿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结果不同,笔者认为可以参照民事诉讼的2—3倍建立一个刑事和解赔偿标准。对于加害人已经按照该赔偿标准履行了赔偿义务的,并真诚悔罪,即便没有完全满足被害人的漫天要价,检察机关也可以依法对加害人做出相对不起诉或者提起公诉时向法院建议对加害人从轻处罚。当然,对于刑事和解过程中同类案件赔偿数额的差异,除了明显存在被害人要挟、勒索之外,应当允许这种差异的存在。因为刑事和解是建立在双方当事人完全自愿前提下的协商,因此只要不违反自愿、合法的原则,这种差异便是正当的、合法的。

(二)建立公诉阶段刑事和解案件的公开审查制度,进一步加强对刑事公诉权的制约,同时也加强对被害人漫天要价的制约。公开审查制度原指人民检察院对于拟作不起诉处理的案件,根据侦查机关的要求或者相关诉讼参与人的申请,经检察长决定进行公开审查。那么,为了进一步规范和监督刑事和解案件在检察阶段的处理,笔者认为完全可以在刑事和解案件中引入上述公开审查制度,对刑事和解程序进行事前公开审查,即人民检察院公诉部门在对案件作出决定前公开听取双方当事人、公安机关等有关人员的意见,并允许关注该案的群众旁听,可以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监督员、有关专家及与案件有关的人参加,经检察院许可,新闻记者可以旁听和采访。在上述人员参与下,通过听取被害人陈述,尤其是犯罪嫌疑人的真诚悔罪与当面道歉,以及侦查部门等意见后,双方当事人进行协商。检察机关根据公开审查的结果,结合案件实际依法作出公正的处理。

通过公开审查程序,一方面可以解决被害人漫天要价这个制约刑事和解制度价值有效发挥的突出问题。由于在公开审查程序中有上述众多人员参与,被害人可能碍于情面不会提出天价赔偿要求或者其天价赔偿要求得不到在场人员的支持而放弃,这样便有利于促成和解。如果被害人一味地强调其天价要求不愿和解,而加害人真诚认罪悔过、赔礼道歉,积极按赔偿标准赔偿了被害人的所有损失,社会危险性已经消除,检察机关仍可以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作出不起诉决定。因为《刑事诉讼法》规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并没有规定和解是相对不起诉的必要条件。可见,对于一些犯罪情节轻微的符合一定条件的刑事公诉案件即使没有获得被害人的谅解,检察机关也可以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这样便可以使被害人的漫天要价行为受到一定的制约。另一方面,通过公开审查程序,增加了检察机关办理刑事和解案件的公开性和透明度,防止司法腐败现象的滋生,从而真正实现对刑事公诉权的制约。

(三)建立完善的司法救助制度,帮助真诚悔罪而无力赔偿的加害人取得被害人及其家属的谅解,从而获得从宽处罚的机会。刑事和解的主要价值体现为被害人及其家属获得赔偿、补偿。目前,我国初步建立了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对于被害人及其近亲属无法通过诉讼及时获得赔偿的重伤害、死亡案件,国家给予救助来赔偿、补偿被害人及其近亲属。但是,这种制度的适用对象仅限于被害人因严重暴力犯罪造成重伤或死亡的案件,还没有适用于符合刑事和解条件的案件。因此,笔者认为,国家司法救助的范围和对象应当进一步拓宽,对于符合刑事和解条件的、加害人真诚悔罪而又经济困难的案件,国家应当伸出援助之手,帮助他们赔偿、补偿被害人。而后,结合加害人的实际情况要求其承担一定的社会劳动义务或分期偿还国家已支付的赔偿数额。这样,一方面使这类案件的被害人身心健康能够得到及时治疗和恢复,精神得到抚慰;另一方面也使加害人获得被害人的谅解而得到从宽处罚的机会。这样刑事和解就不只是有钱人所享有的司法优惠待遇,穷人也有获得从宽处罚的机会,平等原则在刑事和解中就可得到有效体现。

四、从公诉工作现状来谈刑事和解的有效开展

刑事和解制度通过几年的探索总结,如今已通过立法明文规定。但现实中,检察机关承办人在办理该类案件过程中存在不积极甚至怠慢的现象。原因在于:

一是进行当事人和解程序耗时耗力,影响办案效率。尽管刑事和解的社会效果很好,但就工作量而言,公诉案件按刑事和解程序办理所需的时间远远多于普通程序办理所需时间。比如一件轻微刑事案件受理后,承办人需要阅卷、讯问犯罪嫌疑人、听取相关诉讼参与人意见、制作审查报告、制作起诉书等,一般只需1天就可以起诉,法院也只需半个小时的简易程序开庭。而如果进行刑事和解,除了要完成上述普通程序所必须完成的工作外,还要约谈双方当事人甚至其它相关人员、居中调解、审查核实已达成的和解协议、提交科室开会讨论、检委会讨论研究,最后还要宣布处理决定,有的居中调解还要好几个回合,有的还要落实帮教措施等后续工作,工作过程繁琐,处理程序复杂。据统计,处理一宗刑事和解案件至少需要按普通程序处理3倍以上的工作量。如笔者所在基层院办理的江某故意伤害案,江某是被害人的妹夫,因琐事发生纠纷,争执中江某将被害人打成轻伤。案件移送检察机关时江某之妻已怀孕7个多月。接案后,承办人立即着手做调解工作,一个回合没谈下来,第二个回合……仅找双方谈话就足足花了整整两个工作日。最终在多方共同努力下达成和解,检察机关主持制作了和解协议书。而后承办人拟对本案作相对不起诉提交科室讨论、检委会讨论,作出不起诉决定后向双方当事人宣布。办理这样一起简单的刑事和解案件实际所花费的时间超过4个工作日。如果本案按一般程序起诉至法院判决,仅需一天足以。因此,对于人均年办案140余件,案多人少矛盾异常突出的基层院来说,大多数承办人在遇到类似案件时,在告知双方有和解的权力等相关法律规定后,便由双方当事人自己想办法和解。如果双方当事人能达成和解,则依法宽缓处理。如果不能达成和解,便不再深入的做调解工作,而立即起诉至法院判决。导致一些可能和解的案件不能和解,从而降低了刑事和解率。

二是基层院公诉队伍年轻人多,缺乏做调解工作的经验,往往很难成功和解。如笔者所在基层院公诉科办案人员共14人,其中30岁以下的共10人,年轻人占绝大多数。由于缺乏社会生活经验,很难做到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民事调解。如前述的故意伤害案,承办人是80后的工作未满三年的年轻公诉人,没有结婚,没有生儿育女,对上述故意伤害案中牵涉的人情世故没有更多的体会,因此在做调解工作时根本不知道从何谈起,只是从法律和事实的层面告诉双方当事人一些规定而已。因此每一次找当事人谈话时都是科长与她一起做的。事实上现在司法局下设的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大多也是年轻人,也存在同样的问题。这样的现状也大大削弱刑事和解制度的实际效果。

三是受工作机制、考核体制的影响,严重影响承办人启动刑事和解的积极性。在现有司法理念及体制下,承办人如果过于“热情”的促成当事人和解,往往会招致不必要的猜疑,被怀疑为“吃了原告又吃被告”,等于自找麻烦,很多承办人都心存疑虑。同样基于这个原因,为了避免案件中各种因素的干扰,预防可能出现的司法腐败,案件的审批把关人也格外慎重,对刑事和解案件更为关注,这反过来又加重了案件承办人的心理负担。同时,一直以来,和解案件作相对不起诉后通常要接受本院、上级有关部门有的甚至人大、纪委多方检查,光是应付汇报和检查又需要大量时间。因此,在这种现状下,基层院承办人认为不起诉案件经常有“回头看”检查太麻烦,还不如起诉判决来得简单灵清,免了“回头看”带来的麻烦。如某基层人民检察院近三年年均办案近2000件,但每年作出相对不起诉案件不足10件,因刑事和解而不诉的更是寥寥无几。

尽管基层院承办人的苦衷是可以理解的,但笔者认为不能因为上述种种原因而影响刑事和解工作的开展。因为办案绝不是简单的惩罚犯罪。因此,为解决上述实际问题,第一,检察机关的公诉人在思想上要充分认识刑事和解的现实意义。刑事和解制度不仅在维护社会稳定、修复被破坏的社会关系等方面有着起诉判决犯罪人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且在总体上大大降低诉讼成本。通过刑事和解终结的案件,对案件双方当事人而言,能够及早地从刑事诉讼程序中解脱出来,避免了漫长而繁琐的刑事审判程序,减轻了诉讼所带来的经济与精神负担;对检察机关与审判机关而言,提出并支持起诉、开庭审判所要耗费的高昂诉讼成本得到节省;对监所部门而言,通过刑事和解结案可以减少服刑人数,节约刑罚执行成本。因此,不能仅仅因为在检察环节进行刑事和解的办案时间过长而放弃开展此项工作。第二,检察机关应当配备生活阅历、办案经验丰富的人员专门负责做调解工作,以提高和解成功率。刑事和解案件大部分是“因民间纠纷”引起,因此要和解往往需要先解决引发刑事案件的“民间纠纷”。而这其中的“民间纠纷”会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没有一定的生活经验和阅历是很难说服双方当事人和解的。如赵某某两兄弟故意伤害案,哥哥在二十多年前花1000向弟弟买了一间宅基地,现弟弟认为当时卖得太便宜吃亏了,欲向哥哥索回宅基地而发生争执,至哥哥受轻伤。本案移送审查起诉后,承办人对弟弟讲了很多法律规定,诸如致人轻伤就要受刑事追究、买卖合同生效后非法定事由不得改变等等。讲了半天,弟弟就是听不进去:“反正不加钱就要拿回宅基地”。此时,同办公室的一位年长的老公诉人对这位弟弟说:“如果你有五个女儿,二十年前你给大女儿的嫁妆是一辆自行车,二十年后你给小女儿的嫁妆是一辆轿车,此时大女向你再要嫁妆,你怎么办?”一句话问得弟弟无言以对,欣然接受了和解条件。可见,做和解工作,仅有法律知识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多方面的知识和经验。第三,通过刑事和解审批程序的简化和内部考核制度的改革来促进刑事和解的有效开展。新刑事诉讼法实施后,《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也作了相应的修订。新修订的《规则》第四百零六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经检察长或者检察委员会决定,可以做出不起诉决定。”可见,对于刑事和解案件如作相对不起诉时,可以不经过检委会讨论而由检察长直接决定,这较之于修订前规定“经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的单一途径,程序明显简化。同时现有的考核机制中也已经完全取消了对相对不起诉案件比例的限制。可见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尤其是对“宽”的刑事政策已经从立法的层面予以确定,这对于进一步开展刑事和解工作,有效发挥刑事和解制度的实际效果无疑提供了更有力的法律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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