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应对网络媒体的发展给职务犯罪侦查带来的挑战
发布日期:2015-02-12 浏览次数: 字号:[ ]

  

  摘  要:随着信息技术的进步,网络媒体发展迅速,并在反腐斗争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给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带来越来越多的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挑战。检察机关要正确认识职务犯罪侦查与网络媒体发展之间的关系,正视挑战,把握机遇。

关键词:网络媒体 职务犯罪侦查 挑战

    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做出的《中国社会舆情年度报告(2012)》蓝皮书显示,2011年发生的舆情事件中微博成为第一大信息源,占到20%以上,逐步形成传播主渠道的规模特征。微博、论坛等网络媒体对反腐工作的渗透逐步加深,在提供职务犯罪线索、传播反职务犯罪正能量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近年来,多名干部由于网络曝光被调查,部分受到刑事处罚,其中不乏厅级干部。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于2009年出版发行的《党的建设辞典》收录了“网络反腐”的词义。然而,网络媒体迅速发展给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带来的挑战也越来越明显,作为一名战斗在反腐第一线的职务犯罪侦查人员,更能直观体会到这种挑战的影响力。如何正确认识并理性处理网络媒体的发展变化对职务犯罪侦查的影响,对职务犯罪侦查人员来说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

    一、网络媒体发展给职务犯罪侦查带来的挑战

    (一)涉职务犯罪信息不适时被公开增加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的难度。1、职务犯罪的事实主要通过证人证言、会议记录、账册中的记录以及犯罪嫌疑人的口供等证据予以证明,而以上证据相对来说容易被篡改或销毁,一些警觉性比较高的作案者在知道自己的职务犯罪行为被公之于众,想方设法销毁或篡改有关会议记录,与证人或同案犯及时串供并反复练习,或伪造书证规避法律,大大增加了职务犯罪侦查部门侦查取证的难度,严重的甚至导致有关人员最终逃避法律的制裁。2、证人信息被不负责任地公开,致使证人因害怕受到打击报复而不敢作证,或因对侦查机关产生不信任而不愿作证,甚至有些证人受到犯罪嫌疑人家属或者利害关系人的威逼利诱做假证,致使职务犯罪案件的侦查陷入困境。同时增加了侦查部门保护证人及其家属人身安全的难度。3、一些媒体报道或所谓的知情人发布消息歪曲事实,以耸人听闻的事实吸引群众眼光,激发群众对特定案件或特定犯罪嫌疑人的激烈情绪,并利用计算机网络迅速传播,形成恶劣影响,甚至可能导致网络舆论干预司法审判的情况发生,给检察机关办案带来极大压力。4、计算机网络的便捷性致使一些网民轻易地对公众发布具有情绪性、猜测性的所谓某某国家工作人员违法违纪的帖子,有的为了吸引眼球,甚至虚列所谓的证据,言之凿凿,增加了检察机关甄别线索价值的难度。同时,数量越来越大的此类线索也无形中增加了检察机关的工作量,浪费司法资源,影响检察机关对一些真正有价值线索的初核时机,影响群众认真举报职务犯罪的热情。

(二)大量的网络媒体信息容易给国家工作人员贴上标签,降低案件侦查的社会效果。在媒介化时代的今天,“人们头脑当中90%以上关于这个世界的认识均来源于媒介传播的‘塑型’,……对自身的形象构建而言,被感知的事实永远比事实本身更重要,国家工作人员被社会公众感知到的形象是什么样的,在公众心中塑造的形象就是怎么样的。公众对信息的感知来源于公众对信息的关注,而这种关注具有选择性。一方面,具有特异性的事实更加容易引发公众关注。“案件及其处置方式超越公众惯常生活经验与经历, 背离公众的普遍性思维和观念, 抑或不符合公众的一般性认知与理解, 都是引发公众关注和参与的事实前提。”笔者统计了正义网公布的2011年7月11日至2012年11月8日的全国反腐倡廉舆情周报的92件网络舆情关注度进行统计,发现该92件无一不具有能够引发公众关注的事实前提,而对同一周发生的网络舆情进行对比,越是具有匪夷所思的情节,受关注度越高,当然,这些引发公众关注的情节绝不是正面的、积极的。另一方面,媒体为了吸引公众的眼球,创造经济效益,往往也会根据公众的关注度来发布消息或新闻,甚至为了迎合公众的审美,发布具有偏见的评论,加深公众对国家工作人员的负面印象。而在案件查结,犯罪分子受到应有的处罚后,受媒体和公众的关注度就不高,甚至不受关注。综上,国家工作人员容易因为其中一部分人的不当言行以及公众的选择,被贴上了特定的不恰当的标签,即使职务犯罪案件顺利侦查终结,违法犯罪的国家工作人员受到应有的处罚,贴在国家工作人员身上的标签却不能同时被揭下,公众对政府、对国家工作人员的信任不能同时恢复,降低了职务犯罪案件查办的社会效果。

(三)涉职务犯罪网络消息未能及时处理,影响职务犯罪侦查部门的形象。(1)网络上很多涉及国家工作人员违法违纪类的帖子情绪化、猜测性的居多,一些网帖对举报人的基本情况、涉嫌的犯罪事实等都没有写明,基本上不符合初查条件。然而其中不乏一些耸人听闻的信息在“以微博为代表的新兴传播方式极大地释放了人们的社会表达,为每一个人都‘安装’了向社会喊话的‘麦克风’的情境下,经“仇官”情绪的发酵,一些辨别力不强的网民发表偏向性极强的评论或微博转发,在网络上迅速传播。(2)网络信息量庞大,有一些网帖发布的地方并不是都能被检察机关获悉,即使中间一些具有初查价值的网帖,也会因为检察机关不能及时获悉网帖内容而错过初查时机,也会引发公众对检察机关工作能力的质疑。检察机关办案的时效与公众获知结果的急切之间的矛盾也可能引起不懂法律的公众质疑检察机关。(3)限于职务犯罪本身的特点以及职务犯罪侦查手段的匮乏,并不是所有的职务犯罪都能够被查实,“很多网络举报人反映干部住房违规、公款吃喝、任人唯亲等问题,以及农村干部在土地承包、征收集资提留中的违法或违章问题,罗列的线索十分庞杂,但一旦进入调查程序,这些线索往往因为没有证据而很快断线。若长此以往,公众对职务犯罪侦查部门的工作能力长期质疑,终可能导致对检察机关的不信任。

二、网络媒体发展给职务犯罪侦查带来挑战的原因

(一)网络媒体与职务犯罪侦查的特性存在差异,使网络媒体与职务犯罪侦查之间必然有冲突。1、两者的现实追求存在差异。从应然层面上说,两者都追求公平正义,探究事实真相,理应不会产生太大的冲突。然而在现实中,网络传媒有其自身的追求,在信息发布的过程中常常以速度吸引眼球,以新奇制造引爆点。以微博为代表的网络媒体虽然不追求经济利益,但是其快速实现公众情绪的宣泄的特点致使公众轻易发布主观性极强的言论,在“围观”效应下广泛传播。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在现实中要求侦查人员合法收集证据查清事实,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另外,网络信息善于挖掘“真相”背后的故事,更加符合受众猎奇的心态,而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基本上只关心案件事实本身。相较而言,检察机关正常的报道不容易与受众形成共鸣。2、两者在程序制度上存在差异。职务犯罪侦查活动有严格的程序要求,网络传媒的发展则给消息的发布带来了极大的快捷,“微博的出现和其广泛使用,迎来了一个自媒体时代,每个微博用户成为言论的自由表达者、新闻传播者以及出版者”,实现了发布消息只需写好内容后轻点“发送”,转发消息只需“长按内容选择复制,长按右上角照相机后选择粘贴”。该特征决定了有些网络媒体信息的发布常常未经考证,发布的事实全面性、客观性难以保证。然而网络消息在不断转发的过程中,未经考证的“事实”在公众心中形成先入为主的观念,一旦该事实经过侦查以后被否定,公众的“猎奇”心理不可避免地受到打击,甚至可能产生检察机关“徇私枉法”、“官官相护”的错觉。

(二)大部分网民与职务犯罪侦查人员的职业素养不够高加深了网络媒体与职务犯罪侦查之间的冲突。主流网络媒体的一些职业者,为了经济利益,不惜违背职业道德,虚构事实、设计情节以制造“引爆点”,激进评论与事实不分地呈现在公众面前,用词夸张虚浮,发行量和点击率是赚到了,然而误导了难以分辨事实真相的公众;而有些网民辨别真伪的能力弱,“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随意转发消息……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影响了职务犯罪案件信息的质量,有些转发量、点击率很高的帖子被证实是虚构的,有些默默无闻的帖子反而具有一定价值。职务犯罪侦查人员自身同样存在职业素养不高的问题。在新时期,职务犯罪侦查人员不仅应当培养专业的查案素养,同时应该具有正确应对网络媒体的能力。有的职务犯罪侦查人员不能正确对待网络媒体,对网络媒体报道没有职业敏感性,一律不理睬不回应,或者乱回应,最终给自身的案件侦查工作带来负面的影响。

(三)部分网民的思维惯性是网络媒体与职务犯罪侦查之间冲突的助推器。职务犯罪的高发与职务犯罪案件查办量之间的差异使得群众包括广大网民产生对职务犯罪侦查本身或职务犯罪侦查人员的不信任,产生“官官相护”的印象。一旦已经引起群众“围观”的涉职务犯罪的帖子因客观原因没有查办或者没有及时查办时,这种“官官相护”的印象便引导群众的思维,使其不能理性判断背后的真实原因,最终导致对检察机关甚至是对党政机关的失望。

三、检察机关如何正确应对网络媒体的发展对职务犯罪侦查的挑战

传媒本身具有不可避免的偏见,网络媒体表现更甚。“一个媒体完全代表一种所谓的客观、公正、无私的形象,这是过于苛刻的要求。因为本来就不存在一个纯粹客观的世界,‘你自己个人的观念、价值不同,这个世界呈现在你面前是不同的面貌。媒体本身应该是这个观念越来越多元化、利益越来越多元化时代的客观折射,它本身也应该有多元化的一种。’所以在他看来,客观性只是一种理想的状态,现实的情况是,即使如 《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这样的报纸,‘还是有一种倾向性,多多少少还是有一种意识形态化的东西在里面。绝对的客观公正是绝对不可能’”。“这个社会对媒体的容忍有多大,这个社会进步就有多大,一个文明、民主、法治的社会是需要传媒监督的。”柴静认为:“可能媒体会有偏见……但纠正偏见的最好方式就是让意见市场流通起来,让意见与意见较量,用理性去唤起理性”,因此,职务犯罪侦查与网络媒体之间虽然存在冲突,但两者之间的冲突不该也不会成为主流,而应该寻求沟通,构建和谐的关系,共同为公众服务。

(一)检察机关要提高现有网络举报平台的知名度,完善现有网络举报平台操作机制,实现现有平台效用最大化。检察机关在面对计算机网络发展的过程中,已经比较及时地采取相应的策略去应对,尤其在利用网络接受举报上取得了一定的进展。2003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开始建立网络举报平台,2009年6月22日更新举报网站网址与“12309”举报电话相衔接。“此后到当年年底,高检院受理网上举报达17万件,数量相当于前三年的总和。”近年来,全国也有不少检察机关开通了网上举报系统。但是在具体操作过程中,网上举报系统暴露出了很多问题。首先,举报平台与举报人互动不够,举报人不能及时获知举报结果,打击群众通过该途径举报腐败的积极性。其次,各地标准不统一、运行不规范,影响举报平台在群众心目中的公信力。第三,检察机关举报平台在基层知名度不高。以上种种缺陷,导致群众不愿或不知通过正规的网络举报平台来举报腐败犯罪,而宁可在公共平台上发帖曝光腐败分子,容易造成不可控的局面。如何实现网络举报平台上举报人的举报与检察机关严格把关进行有效对接,提高举报的质量,需要检察机关主动进行积极探索。1、制定举报平台运行规范和严格的网络举报处理程序,争取做到网络举报件件有答复,事事有交代,树立群众利用统一举报平台进行举报的信心和决心。2、加大计算机技术支持力度,统一举报平台设置标准,优化网络举报平台配置,做到与举报人之间信息互通顺畅,不同举报平台间的信息流通快捷,实现全国各地检察系统腐败举报平台具有专业化、个性化、系统化、便捷化标准。3、以各种形式加大网络举报平台宣传,做到人人知道有网络举报平台,人人记得网络举报方式,激励群众参与网络举报,真正把网络举报平台建设成检察机关对外的一个窗口。

(二)践行“侦查公开”,发展公开渠道,提高公众对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的认可度。侦查公开,即侦查程序的公开,是指侦查机关依法将其侦查活动的程序运行情况向当事人及其近亲属、律师以及社会公众予以适度公开的一项制度。一方面,对侦查公开的范围和限制进行明确。除侦查计划、侦查措施、侦查线索来源、涉及党和国家的秘密、个人隐私以及举报人、证人、被害人要求保密的事项等内容外,其他侦查信息可以向社会公开。对于普通的职务犯罪案件,一般情况下经申请可以向公众公开。对重特大的职务犯罪案件或者已经引起公众关注的职务犯罪案件,检察机关要主动向公众公开侦查程序。另一方面,要积极扩展侦查公开的方式。传统的传媒如报纸、电视上以及新媒介如微博、微信等都可以成为侦查公开的载体。学者分析认为,如果说以微博为代表的新媒介在当前的舆论生成中起到蕴蓄、涵化、规模扩增等作用的话,传统大众媒体则扮演着将舆论热点问题从“草根话语场域”引入到“社会主流话语场域”中的重要角色,很多事件都是经过传统大众媒体的介入才引爆整个社会话语场域。对此,笔者深以为意,因此笔者认为鉴于传统大众媒体庞大的受众群体以及社会公信力,侦查程序的公开载体应该以传统媒体为主,以微博、微信等新媒介为辅。

(三)建立健全“网络舆情观察员”制度,及时掌握涉职务犯罪网络信息。现阶段,一些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部门尝试设置“网络舆情员”,对网民发布的职务犯罪线索进行收集,这是拓宽职务犯罪线索来源的一个有效尝试。但是,职务犯罪侦查部门人员工作性质特殊,案件侦查任务重,不能及时获悉有关信息,而且职务犯罪侦查部门工作人员对网络的熟悉程度不高,不能全面地收集信息。笔者认为,可以尝试在案管部门配备较为熟悉网络环境的工作人员,设置为专门的“网络舆情观察员”,及时收集涉检网络舆情,并根据性质不同对收集到的舆情进行分类处理,及时反馈,争取做到“了解每一件涉职务犯罪舆情,件件有反馈”。对恶意发布不实信息,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可将有关线索及时移送给公安机关,由公安机关对该行为进行处理。

   (四)提高检察人员的自身素质。如今的快捷传媒时代下,在“仇官”情绪的发酵下,国家工作人员尤其是检察人员的每一个不当言行都有可能成为舆论热点,因此,职务犯罪侦查人员要加强自身修养,严格遵守办案纪律和检察官职业道德规范,在工作生活中要遵守办案纪律和职业要求,注意维护自身形象,严格依法办案。在面对群众或媒体时都做到有理、有据、有节,不卑不亢,在群众中建立良好的形象。检察机关要加强对工作人员的培训,有针对性地提高工作人员应对网络的能力,加强工作人员的综合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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