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理论解读下的城市移民犯罪——基于Y县的实证研究
发布日期:2015-04-03 浏览次数: 字号:[ ]

 

内容摘要: 城市移民犯罪是困扰当前社会治安的一个比较突出的犯罪现象。考量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从社会资本理论角度看,表现为社会资本获取欠缺、社会信任缺失、社会规范失灵、社会网络断裂。为此,应当促进城市融合、培育普遍信任、健全规范体系、构建网络支持,以有效控制城市移民犯罪。

关键词: 社会资本  城市移民  犯罪  控制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化步伐的加快,城市移民成为常态。以Y县为例,据统计,截至2011年底,Y县共有25万名城市移民。城市移民的涌入,一方面有力促进了移入地经济社会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带来了诸多管理难题。特别是城市移民犯罪,已成为影响当地社会治安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据Y县检察院的数据显示,近三年来,Y县检察院共受理城市移民犯罪的人数分别为960人、1085人、1159人,占Y县犯罪总人数的66%、69%、78%。打击和预防城市移民犯罪,降低城市移民犯罪率,促进社会治安稳定,是当下非常重要的理论和实践命题。本文拟运用社会资本理论,结合Y县相关数据,对城市移民犯罪问题进行探讨,并以此为起点,提出控制城市移民犯罪的方法与路径。

一、理论框架

社会资本理论是近年来经济社会学研究中新兴的理论,并逐渐成为学界关注的前沿和焦点问题,许多专家学者从学科的角度对社会资本进行了研究用来解释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社会资本已成为人类社会试图走出发展困境和探索治道之变的一种具有高度概括力的理论解释范式”,甚至被西方国家的决策圈看成是解决社会矛盾的新思路即所谓的第三条道路”。

一般认为,社会资本的概念由美国经济学家洛瑞于1977年在其《种族收入差别的动力学理论》一文中首次提出。1980年,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在《社会科学研究》杂志上发表题为《社会资本随笔》的短文,第一次将社会资本概念引入社会学领域。此后,美国社会学家科尔曼、伯特、普特南、波茨、林南等从理论上对社会资本作了更为深入的分析研究,使社会资本理论和分析方法得到进一步的完善。

(一)社会资本的定义。社会资本是一种新的资本形式,目前对它的定义多种多样。比较有代表性的定义有以下几种:①皮埃尔·布迪厄的定义。布迪厄认为,社会资本是“实际或者潜在资源的集合,这些资源与由相互默认或承认的关系组成的持久网络有关,而这些关系或多或少是制度化的”。②詹姆斯·科尔曼的定义。科尔曼从社会结构的意义上论述了社会资本的概念,他认为“社会资本不是一个单一体,而是有许多种,彼此间有两个共同之处:它们都包括社会结构的某些方面,而且有利于同一结构中的个人的某些联系;和其他形式的资本一样,社会资本也是生产性的,使某些目的的实现成为可能,而在缺少它的时候,这些目的不会实现”。③罗伯特·普特南的定义。普特南将社会资本概念的应用进一步扩展到更大规模的民主治理研究中,他将社会资本定义为:“社会资本指的是社会组织的特征,诸如信任、规范以及网络,他们能够通过促进合作行为来提高社会的效率”。④弗朗西斯·福山的定义。福山在《大分裂: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的重建》中,将社会资本定义为“一个群体成员共有的一套非正式的、允许他们之间进行合作的价值观或准则。如果说群体的成员开始期望其他成员的举止行为将是正当可靠的,那么他们就会互相信任,信任恰如润滑剂,它能使任何一个群体或组织的运转变得更有效率”。⑤林南的定义。林南认为社会资本是“行动者在行动中获取和使用的嵌入在社会网络中的资源”。

考察不同形态的社会资本理论,尽管在概念界定上有分歧,但在一般意义上,他们形成了共识,那就是社会资本包含了三个基本含义:其一,社会资本根植于社会网或社会关系之中;其二,社会资本是可以增值的资源,不仅包括货币、财产,还包括信任、规范等;其三,社会资本不仅是嵌入社会关系中的资源,而且也是人们为了获取各种效益的投资活动。

(二)社会资本的构成。纵观不同的社会资本文献资料,信任、规范和网络被认为是社会资本的三个关键内容。

1、社会网络(social network)。在社会资本理论中,社会网络是一个结构概念,它可以定义为一个由某些个体(个人、组织等)间的社会关系构成的相对稳定的系统,而整个社会则是一个由相互交错或平行的网络构成的大系统,个体的行为受到各种外在社会关系的巨大影响。社会网络是社会资本的重要构成之一。普特南认为:“任何社会,现代的或传统的、专制的或是民主的、封建主义的或是资本主义的,都是由一系列人际沟通和交换网络构成的,这些网络既有正式的,也有非正式的。其中一些以横向为主,把具有相同地位和权利的行为者联系在一起。还有一些则以垂直为主,将不平等的行为者结合到不对称的等级和依附关系之中”。

2、规范(norm)。规范制约和引导行动者如何取得社会资源,它可以起到保障行动者在一定的秩序中获取有价值资源的作用。规范包括正式和非正式的规范,它们也是社会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奥斯特罗姆从广义上界定了规范,规范就是具体规定什么样的行动(或结果)是需要的和被禁止的,或者被允许和被授权制裁的(如果规则不被遵守的时候)。奥斯特罗姆认为,规范就是人类致力于建立秩序和增加社会结果的可预测性的努力结果;规范能够被用来增加许多个体的福利,或者当集体选择过程受到某一群体以及建立的子群体控制时,被该群体用来为自己群体增加超过其他群体的更多利益。

3、信任(trust)。信任是社会资本不可缺少的要素,因为形成社会资本的其他要求,如互惠规范、公民参与和社会网络等,如果离开了共同体成员之间的信任,将难以存在和运转。福山在《信任,创造社会财富与经济繁荣》一书中认为,拥有社会资本的群体都存在某种信任范围,在这种范围内,合作规范是有效的。如果一个群体的社会资本产生了积极的外部性,那么信任范围就可能比群体本身还要大。当然,群体内的信任范围过于狭窄,群体内的团结就会削弱群体成员与非群体成员进行合作的能力,而且常给后者带来消极的外部性。

(三)社会资本与犯罪的关联。西方学者较早地运用了社会资本理论去研究越轨与犯罪。根据一些国家的研究,社会资本可以降低犯罪率,甚至和身体健康有关。例如,哈尔波恩分析了“芝加哥社区人文发展项目” 的调查数据后发现, 社会资本与犯罪率呈显著的负相关。哈尔波恩认为是社区内部和社区之间成员相互的信任利他行为和尊重形成了一种社区的集体防范能力, 从而使得整个社区能够有效地控制犯罪的发生, 譬如避免青少年拉帮结派及吸毒等行为。国内也有学者认为,对于那些缺乏社会资本的人来说,社会资本的缺乏可能增加他们犯罪行为的可能性。而有些强联系网络有可能发展成各种宗派、帮派甚至犯罪团伙和黑社会集团。

二、Y县城市移民犯罪的社会资本考量

(一)Y县城市移民犯罪的检视。Y县是全国14个海岛县之一,改革开放以来,Y县逐步走出了一条富民强县的创新发展之路,实现了从海岛小县向经济强县的历史性跨越。2011年,Y县跃居全国中小城市综合实力百强第23位;实现生产总值361亿元。Y县县域总面积2279平方公里,下辖三街道五镇三乡,户籍人口41.1万,外来常住人口25万。25万城市移民在为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同时,来自Y县检察院的统计数字也让我们感到了城市移民管理的任重道远。

表一:Y县城市移民犯罪定量分析

项目

2009年

2010年

2011年

未成年人犯罪人数

94人

80人

63人

18至29周岁犯罪人数

657人

673人

732人

有前科犯罪人数

148人

191人

180人

无业人员犯罪人数

892人

1032人

1132人

共同犯罪人数

551人

604人

661人

侵犯财产罪犯罪人数

540人

532人

512人

侵犯他人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犯罪人数

101人

109人

99人

通过以上图表,可以发现城市移民犯罪呈现以下几个特征:

1、从犯罪主体看,近年来,城市移民犯罪居高不下,并呈增长态势。近三年,城市移民犯罪分别占当地总犯罪人数的66%、67%、78%。并且这些犯罪的城市移民几乎全部是无业人员,有不少犯罪人员还有犯罪前科。从年龄段看,18至29周岁的城市移民是城市移民犯罪的主要组成人员,占了三分之二。

2、从犯罪类型看,城市移民犯罪的侵犯财产目的非常明显,盗窃、抢劫等侵财类案件占较大比例。近三年来,城市移民因侵犯财产犯罪被提起公诉的人数,分别占全部城市移民犯罪总数的57%和51%。此外,聚众斗殴、故意伤害等侵犯他人人身权利的案件占有一定比例。

3、从适用的强制措施看,城市移民犯罪后羁押率比较高,主要原因,并不是城市移民犯罪性质严重或人身危险性大,而是因为对城市移民采取取保候审措施难以落实到位,城市移民无法提供当地的保证人,又由于家中经济条件的困难,难以提供保证金。

4、从犯罪手段来看,城市移民团伙化犯罪特点比较突出,占全部犯罪人数的五成至六成。由于城市移民居住和生活多以血缘、地缘、亲缘这“三缘”关系为依托,因此在犯罪活动中,会很自然地拉帮结派形成松散或紧密的团伙关系。

(二)社会资本的缺失:城市移民犯罪生成原因。在现实生活当中,社会资本并非是静态的,而是以一种动态的、复杂的形式存在,社会结构中处于不同位置的人,拥有、获取社会资本的量也明显不同。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有的人早已成功,而有的人还在苦苦奋斗。社会资本存量的增加,有助于社会稳定和社会进步,有助于降低犯罪率,而社会资本存量不足或缺乏,是引发犯罪的重要因素。作为城市移民,不论是在获取社会资本的能力,还是在拥有社会资本关键内容的层次等方面,均处于弱势。社会资本拥有量少甚至缺失,正是导致城市移民犯罪的根源之一。

1、社会资本获取欠缺。成功的行动在于积极地联结社会资本。在林南的社会资本理论中,行动者获取社会资本与地位、关系、位置等因素有关。根据地位力量命题,林南指出行动者的社会地位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在一个类似于金字塔结构的社会分层体系中,地位越高,人数越少,但是每个人拥有的权力、地位或声望却越高。社会地位越高,发展社会关系就越容易,摄取各种稀缺资源的能力也就越强。处于分层社会结构中较高位置的人,在获得社会资本方面,明显优越于他人。根据关系力量命题,林南认为,那些有社会关系的人之间的关系强度,反映了关系的强烈程度、交往频率(可依赖性)、互惠和承认的义务。关系越强,社会资本越有可能积极地影响表达行动的成功;关系越强,越可能共享和交换资源。根据位置力量命题,林南认为,个体越靠近网络中的桥梁,他们在工具性行动中获取的社会资本越好。实际上,生活在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的关系网络,正如图二所示,差别只在于由社会地位所决定的关系网络的不同,以及这个关系网络所能提供的资源的种类与数量不同。

城市移民来自外地,在新的土地上,他们需要通过互动获取新的社会资本。但他们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关系、位置均处于劣势,作为底层位置的行动者,他们的关系网络与当地群体的关系网络存在明显的差异,他们从异质性互动中获得与高层行动者同样多的回报是不可能的,他们更可能进行同质性互动,也就是在与他们一样的城市移民之间进行互动。他们也发现与高位置的行动者进行互动很困难,例如,他们只能提供很少的东西来回报那些高位置行动者的恩惠。在这种情况下,城市移民要建立起与其他群体的关系网络就非常困难。城市移民在形成新的社会资本一开始,就出现了链条的“断裂”。在新的社会资本形成前提条件缺乏的情况之下,城市移民获得的社会支持也就必然弱于一般城市居民,更易于陷入贫困。而对于已陷入贫困的城市移民来说,其本身的个人资源很匮乏,没有可以用于交换的资源,更没有为他人提供回报的能力,其社会资本的质量也就只能一直处于低水平的维持状态而难以提高。为了摆脱贫困,一些城市移民就铤而走险,走上违法犯罪道路。以Y县为例,近三年,超过一半的城市移民犯罪是盗窃、抢劫等侵财型犯罪,几乎全部犯罪的城市移民是无业的人员。

2、社会信任缺失。普特南认为,社会资本的本质性组成要素是集体行动中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信任,其实质性功用是它有助于形成自发的合作。普特南通过对意大利进行的长达20年的实证研究,发展了一种社会资本如何促进民主治理以及经济繁荣的理论,他把意大利南方和北方地区政府绩效的显著差异最终归结为这两个地区的公民参与传统和人们之间的信任水平。而中国的现状是,当前正处于社会转轨、经济转型时期,社会阶层分化程度加深,社会矛盾冲突不断,各种关系网络弱小且彼此间链合脆弱、沟通不畅。信任结构在中国转型期出现复杂化,其转变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社会信任的缺失,表现为社会信任行为的无序、混乱和危机。福山认为,在中国和拉美的许多地区,社会资本主要存在于家族和一个相当狭小的私人朋友圈里。人们很难信任那些处于这个狭小圈子之外的人。陌生人被归入另一类,以区别于亲属;当群体内某个人获得一个如公共官员之类的职位时,衡量其行为的伦理标准往往会相对较低。社会信用的缺失也是社会转型期促使城市移民犯罪问题的重要社会因素之一。作为城市移民来说,尤其如此,一方面由于城市移民与城市居民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的不同,并且也缺乏与城市居民平等的交流平台,常常因为制度因素和文化差异受到市民的排挤和歧视,不被他们所信任。加上一些企业主常常以牺牲城市移民利益为代价,以尽可能地获取利润,缺乏诚信经营的自觉性。这种状况事实上又给城市移民一种消极刺激,使缺乏维权意识和法律意识的他们耳濡目染,在心理上和行为上向无视道德、蔑视法律的方向倾斜。近年来,由于劳资纠纷引发的刑事案件不在少数,有的甚至引发命案。

3、社会规范失灵。规范与或制度,是社会资本的核心内容之一,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或者更正式的,是定义人类交往的行为约束。然而,当城市移民从原来的农村移入城市之后,他们脱离了原来所熟悉的“熟人社会”的生活规则,即农村社会规范体系,传统的农村社会行为约束机制被解除,逐渐失去了约束力。而由于种种原因,城市对城市移民的监控、管理出现漏洞,一方面,对城市移民义务性、限制性、歧视性的规范多,权利型、授益型、共享型的规范少,使城市移民难以对新的社会规范产生认同、从内心真正接受规范,另一方面,真正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对城市移民的管理机制并没有及时形成或建立,这造成了对城市移民管理工作的相对失灵。正是这种“失灵”状态,导致大量的犯罪行为发生。如城市移民缺乏社会保障。城市移民从事脏、乱、差的工作,是最容易失业的群体,是工伤事故和职业病的高发人群,他们更需要社会保障的支持,但我国现有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上没有覆盖到城市移民群体。即使法律明确规定了城市移民享有工伤保险和养老保险的权利,但大多数城市移民没有真正享受到。当城市移民面临失业、工伤、患病等困难时,得不到社会的支持,他们中的一些人可能会为了在城市里生存下去而走上犯罪的道路。又如城市移民缺乏教育保障。大多数公立学校设立各种入学门槛,将城市移民子女拒之门外。城市移民子女要么只能就读于条件简陋的民工子弟学校,要么失学。这些失学的城市移民二代无疑将成为城市安全的一大隐患,从Y县统计的数据看,城市移民中的未成年人犯罪也时有发生。总之,迄今为止当前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城市移民管理制度和管理机制尚未建立。现行城市社会对城市移民的管理办法充其量也是过渡时期的权宜之计问题甚多。这使城市移民犹如悬在社会管理真空中,原地政府管得着但却鞭长莫及,当地政府管得了又不好管,从而带来社会危机。

4、社会网络断裂。社会网络的广度、密度及强度,直接关系到与网络结构相关的社会组织对其成员的影响制约作用和控制力。在现实社会中,城市移民的社会关系网络比较粗疏:从组织角度而言,正式组织如地方政府部门由于对城市移民工作生活嵌入不深、关注不够,而相关非正式社会组织,由于量少质弱、发育程度不够、作用发挥有限;从城市移民角度而言,他们虽然也依靠原有的血缘和地缘关系,但非常松散且不稳定,又缺乏像城市职工工会那样的业缘组织,在同雇主的博弈过程中明显处于劣势,缺乏合法抗争的组织渠道。他们虽然有时也有强大的凝聚力,但更多的是体现在与当地组织的非法的冲突上,而非沟通与协作。他们与当地组织或个体成员的联系形成明显的断裂。在Y县,城市移民与当地居民在分配、就业、地位、居住上形成不同的体系,以至心理上形成互不认同,构成所谓二元城市移民与本地人形成相对隔离的两个社区,这种二元分割不仅是空间和地理上的,更重要的是心理上的。在很多社区,城市移民虽然与本地户籍人口同居一地,有相当部分的城市移民还租住本地户籍人口的房子住,但他们相互之间在生活方式上截然不同,相互之间社会互动也甚少,工作职业、社会地位和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巨大差异使两个群体之间的社会隔离十分明显。由于同城市生活格格不入,城市移民更多是进行内部之间的同质交流。贫穷者与贫穷者、弱者与弱者的互动,更容易导致消极、仇富等思想的传播,在这样的背景下,他们容易受到当前各种犯罪活动的启发或诱导,更愿意通过个体的聚合来增强自身犯罪的实力,更容易产生共同犯罪。以Y县为例,近三年,超过一半的城市移民犯罪是二人以上共同犯罪。同样,当城市移民遇到权益被侵犯时,他们合法维权的意愿会大大受挫,在社会网络被阻断的情况下,他们很有可能会走上“自我救济式犯罪”的道路。

三、社会资本增加:城市移民犯罪控制的路径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社会资本具有积极的防范犯罪功能,而城市移民的社会资本却呈下降趋势甚至缺失的状态。社会资本缺失是引发和促使城市移民犯罪的重要社会因素。因此,增加社会资本存量,提高社会控制能力,是实现犯罪预防的重要途径。具体而言,可考虑从以下四个方面改进工作,增加社会资本存量,预防和减少城市移民犯罪。

(一)促进城市融合。加强城市移民的融合工作,提高城市移民对社会的认同。整体认同体现了社会资本作为社会“粘合剂”的作用,对协调城市移民与当地政府、当地居民之间的关系,增进社会凝聚力等产生重要影响。在现实中,这种认同体现在人们基于社会认同的权威性规则来行动、思考、感觉而形成的自我组织以及这种组织社会资本,它反映在一个相互信任和紧密合作的整体秩序群体内的公共利益取向。因此,政府要积极促进城市移民的社会融合,吸收城市移民中的先进成员担任党代表、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促进成立城市移民组织机构,构建城市移民的利益表达机制,参与公共政策的协商与制定;尽快实现户籍与福利的彻底脱钩,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给予城市移民市民待遇,增强城市移民对城市社会的认同感;实现城市移民社会关系网络由内聚式团体网络向开放式团体网络的转变。通过推行城市融合,使城市移民的社会网络与当地社会网络实现衔接,改善城市移民群体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关系和位置,增加城市移民获取新的社会资本的能力与机会,使他们尽量脱离贫困,降低城市移民的犯罪率。

(二)培育普遍信任。作为信任形式的社会资本是控制犯罪的支撑点,社会信任和互惠合作是社会和谐的持续保证。可持续发展迫切需要构建和谐社会秩序;而持久的和谐社会的秩序,只有在社会成员存在稳定的相互信任关系的情况下才能实现。构建信任社会应成为中国社会的当务之急。西方思想界信任问题专家大多认为人类信任基本上分为两大类即人际信任(或人格信任)和制度信任。人际信任是基于对他人品行的理性考察和与他人之间情感联系而产生的信任。制度信任则是基于各种非人格性的规范准则、法纪制度的约束而产生的信任。就人际信任而言,这是公民以自下而上的、在长期的公共生活交往中自然形成的互助合作模式,因为相互信任的合作便于减少交易成本和解决集体行动的困境,促进效率提升。政府应积极引导,促进城市移民与当地居民之间的人际信任。就制度信任而言,政府应当在制度机制层面建立全新的利益协调机制,以获取城市移民的信任。作为政府不能再将城市移民视为城市的“过客”,而要做好将他们纳入城市居民的准备,充分考虑并尊重城市移民的利益要求,身体力行地来维护主流社会与城市移民之间的平等,使他们真正成为城市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有效降低他们对城市社会的不满和对抗。

(三)健全规范体系。不以规矩,不成方圆。没有法律保障的道德是软弱的道德,没有制度规范的社会资本也不能成为治理犯罪的动力源泉。社会规范可以维持与稳定行动者在交往中对彼此的行为预期,容易促成彼此间的信任,从而使社会资本获得良性积累。完善的规范体系是控制城市移民犯罪的有效保障,因此,地方政府首先应努力推动对城市移民以防控为主的管理模式保障城市移平行权利、提供公共服务体现人民当家作主和法治原则的社会治理模式的转变,建立起与城市移民管理工作相适应的制度规范。既注重对城市移民的管理和控制,也保护城市移民的合法权益。不仅要管理城市移民治安、计划生育等方面的情况,也要关心和解决城市移民劳动权益问题、子女教育问题和人身安全问题等通过以上这些制度规范,使城市移民更好地融入当地生活,从而有效预防城市移民犯罪。

(四)构建网络支持。城市移民背井离乡,进入一个陌生的生存环境,他们割裂了原来的社会网络,与新的社会网络又格格不入。因此,一方面,应加强城市移民的组织化建设。随着城市移民的增多,他们需要有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社会组织。广泛多元的社会自治组织的存在有利于增强人们彼此间的沟通和信任的。因此,作为执政党和政府应当鼓励和推动外来民工建立相应的社会组织,让这些组织教育与引导成员在组织中以合理方式表达个体利益诉求,经过组织协商表决,达成本组织的利益要求。这样做,既有利于表达和保护外来民工的权益,又方便政府对外来民工的管理。另一方面,也有必要将城市移民及其组织引导好,培养其参与意识,走出家庭,走出自己的群体,融入社会, 形成一种以城市移民社会关系网、流入地企业、社区、政府相结合的城市移民社会互助支持网络。通过这张网络给城市移民提供相互交流、相互鼓励、相互信任的机会,从而增强相信城市移民的信念、不断发掘自身潜力的机会与条件,提高他们的集体决策能力和抵御风险能力;增强他们利用组织资源进行社会资本的投资,最终实现自助与他助相结合,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和水平。

结语

城市移民犯罪,这是个沉重的话题。虽然我们不能否认城市移民对推进社会发展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但我们同样也不能否认,城市移民犯罪,是其中一曲不和谐的音符,影响着我们的感受。同任何社会问题一样,城市移民之所以犯罪,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社会资本也仅是其中的因素之一,但这并不影响它在分析城市移民犯罪问题中所起的作用。笔者谨慎地相信,随着社会进步,经济发展,城市移民犯罪将会得到有效的遏制。正如联合国社会发展研究所强调的:“如果人们有工作,有富有亲情的家庭关系,又能通过接受教育,参加社区活动或拥有财产而取得社会地位,他们便不会走上犯罪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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